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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位列第11，全球百強科技集群數量連續2年位居全球第一，企業連續4年斬獲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獎，與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知識產權合作關系……近年來，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取得長足進步。

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，技術調查官制度是一項重要制度。自2015年我國開始踐行技術調查官制度以來，技術調查官有效破解技術事實查明難題，推動審判質效不斷提高。

日前，“礪技十載 智護新程——技術調查官制度運行成果暨前沿研討會”在北京召開。科技日報記者深入采訪，探尋技術調查官制度運行10年來是如何為助力知識產權強國建設作貢獻的。

制度創新：破解“卡脖子”難題

“蜜胺”，又名三聚氰胺。一起涉及“蜜胺”發明專利及技術秘密的案件，耗時9年終宣判——案件權利人獲賠6.58億元，創下我國知識產權維權獲賠紀錄，案件獲評“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”。

該案涉及技術事實復雜，技術調查官通過深入的技術比對，最終明確技術差異，成為解開案件謎團的重要鑰匙。

近年來，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中，技術調查官的身影越來越多。技術調查官好比法官的“技術參謀”，能為法官提供及時、可靠、專門的技術支持，輔助厘清技術爭議。技術調查官都有相應的專業技術背景，如機械、化學、醫藥、材料、通信等。他們有的全職擔任技術調查官，有的則是兼職。

2014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技術調查官暫行規定；2015年，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在全國范圍內首次派出技術調查官參與庭審；2019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技術調查官相關司法解釋。一系列法律制度出臺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嶄新篇章也由此開啟。

制度踐行10年來，技術調查官成為破解技術類案件審判“卡脖子”難題的“關鍵利器”。

一組組數據印證成效：截至2024年底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先后選任技術調查官306人，參與4360件案件技術事實查明，出具3000余份技術調查意見；10年來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技術調查案件1517件，技術調查官出庭1325次；通過修訂管理辦法，合肥知識產權法庭強化技術調查官作用，參審案件從最初個位數增至年均35—40件……回望過去，技術調查官參與審理一批重大知識產權案件，為法官厘清技術脈絡、查明事實提供強力支撐。

“如今，技術調查官制度在全國范圍內落地生根、開花結果。技術調查官制度從無到有、從有到優、從探索走向成熟，印證了黨和國家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戰略決心，體現了司法服務保障科技創新的擔當。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副庭長郎貴梅說。

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趙瑞罡也表示：“10年來，無數司法同仁與技術人才攜手深耕，讓技術調查官制度從紙上藍圖變為實踐樣本。”

技術賦能：查明事實更精準

廣州黃埔區開創大道2662號，“廣州知識產權法院”八個字大氣端正。拾級而上，進入窗明幾凈的實驗室，一股“科技味兒”撲面而來：無人機、3D掃描儀、紅外光譜儀……一些技術領域常見的儀器設備有序陳列。

這是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為技術調查官精心打造的實驗平臺。在這里，技術調查官依托專業設備，對物證進行拆解、記錄、分析。“豐富的技術設備和實驗手段為技術事實查明提供了硬件保障。”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袁峻介紹。

技術調查官利用科技輔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，在知識產權類案件中，這樣的場景越來越普遍。

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法官陳瑞子介紹，利用3D建模技術，法院實現復雜機械證物拆解重組、內部剖視，通過具象化的呈現，大大降低法官對技術的理解難度。

科技賦能司法審判的價值，遠不止于此。

2024年4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啟動“版權AI智審”試點工作，借助“以圖搜圖”技術和海量數據庫，顯著提升著作權審判準確度。“未來，人工智能初篩+人工復核模式，可豐富技術事實查明手段，提高事實查明準確性。”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司法事務辦公室主任蘭詩文說，目前，已有不少高新企業推出類似的AI輔助系統。

隨著技術手段升級，司法審判效率顯著提高。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5年上半年平均結案周期為85.26天，較2019年未引入技術調查官時縮短近72%；在技術調查官輔助下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技術類案件審理周期縮短近1/4，結案數從2016年1430件增至2024年4524件，增幅高達216%。

除了效率，審判質量也同步提升。“有技術調查官的幫助，法官對疑難復雜、跨領域的技術事實把握更精準。”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宋魚水介紹。

技術調查官推動調解的作用同樣顯著。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，技術類案件調撤率從2019年的69.71%提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88.23%。“技術調查官參與撰寫的技術審查意見書，以及協助修改的裁判文書，因表述準確、專業，受到當事人廣泛認可，推動服判息訴成為常態。”蘭詩文說。

價值延伸：護航高質量發展

自動駕駛賽道上的一場糾紛，曾讓兩家科技企業陷入僵局。

北京小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小馬智行”）與由其前員工潘某、孫某創立的北京擎天智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擎天智卡”），因市場競爭陷入訴訟糾葛。小馬智行以技術秘密被侵害為由訴至法院，要求索賠止損；擎天智卡則反訴對方在融資關鍵節點起訴屬惡意訴訟。兩起案件相互纏繞。

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借助技術調查官，讓這場紛爭迎來“破局時刻”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胡涵清擔任技術調查官，從代碼表層結構到算法深層邏輯開展逐層拆解，并結合系統動態行為反復驗證，多次勘驗后精準分析技術爭議點，為案件審理提供了輔助性支持。

面對清晰的技術事實，劍拔弩張的雙方表達談判意愿，并在法院斡旋下最終“握手合作”。這不僅化解了企業困境，也保護了自動駕駛領域的良性競爭生態。

技術調查官制度的價值，同樣在產業創新領域延伸。

在某花卉類植物新品種被侵權案件中，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借助技術調查官與特邀調解員，促成司法矛盾化解。此外，法院聯合知識產權保護中心構建起“產業一線發現問題—司法行政協同破題—保護成果反哺產業”的全鏈條保護模式。

“以技術調查官為主體的技術事實多元查明機制，不僅是解決個案糾紛的工具，更是打通‘科技—產業—司法’循環的關鍵節點。”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葉鑫欣說。

隨著技術創新加速和知識產權案件類型日益多樣化，技術調查官也面臨一些挑戰。“目前，部分技術調查官在面對一些新興技術領域或復雜技術問題時，存在知識儲備不足、分析能力不夠等短板。”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庭長劉軍生坦言。

“技術調查官制度10年發展成效顯著，但要實現長遠發展，還需在資源配置上向高新領域傾斜，在權責規范上細化操作標準，在保障協同上打通部門壁壘，這樣才能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注入更強動能。”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馬一德表示。

（科技日報記者薛巖對此文亦有貢獻）